考拉和洋码头哪个靠谱？“谨慎下单”洋码头

对于跨境电商平台洋码头而言，“假货”是其绕不开的原罪，尤其是当一家消费服务提供方屡屡陷入“售假”质疑，对于品牌在消费者心中信任的建立是“致命”的。

近日，有网友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洋码头上购买的一款NIKE球鞋经得物等球鞋平台鉴定为假，甚至连买手也大方承认是假货，而洋码头则不认可鉴定及聊天记录，并要求买家找第三方鉴定机构或专柜鉴定。然而国内并没有专业鉴定机构，专柜也不提供鉴别服务，因此只得作罢。

实际上，在各类消费投诉平台上关于洋码头“售假”的投诉屡见不鲜，鳌头财经统计，仅黑猫投诉平台便多达上千条针对洋码头的投诉，鳌头财经就此问题多次拨打洋码头电话，但转接总机后均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尽管自诩拥有多重防范假货机制，但屡屡陷入“售假”风波的洋码头应该多加反思，如何在持续保持盈利的状态彻底下撕掉假货的标签？仍是持续喊出“购在全球 更多洋货 ”口号的洋码头不得不正视的关键问题。

屡陷售假争议 防假机制形同虚设

洋码头并不是第一次因假货问题被投诉，自2009年创立至今，售假的争议一直笼罩着洋码头。在黑猫投诉、电诉宝等消费投诉平台上，商品质量、假货质疑成为洋码头投诉重灾区，而洋码头对于售后的处理方式，也被质疑为偏袒旗下买手。

鳌头财经了解到，今年7月有消费者质疑在洋码头App上购买到的KENZO衣服为假货，随后致电客服得到的只有搪塞之言，之后却发现商家将商品全部下架，提供的发票也是假发票，而洋码头承诺的假一赔三最终也并未履行。

无独有偶，另一位消费者8月发帖称在洋码头一共购买三款相机包，经其他鉴别App认定为假货，尽管洋码头经查证后进行了退款处理且关闭了买手店铺，但消费者的洋码头账号也遭到了封禁处理。

屡屡陷入售假争议也让洋码头出台一系列防范假货机制。据了解，洋码头风控体系采用大数据监控系统“鹰眼”+人工监察组“鹰眼联盟”，从买手入驻到用户注册、交易实现多关键节点覆盖。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看似“严密”的防假机制却漏洞重重。此前曾有媒体卧底洋码头当买手，该记者通过海外朋友注册买手账号并经审核开设网店，之后该记者将400元的高仿包邮寄海外在网店挂出，最终以7000元交易成功。

尽管洋码头就此事回应该记者为自买自卖的非正常交易，但假货在该平台上绕过层层监管最终售出，也显示出平台并没有在各交易环节中尽到应有的责任。

根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告》显示，洋码头消费评级仅排第五，报告评级为“谨慎下单”。随着考拉被阿里收购，电商巨头加码布局海淘，以及小红书等获取外部流量的平台兴起，在愈发激烈的竞争下，洋码头在用户心中较低的信任度成为其发展的障碍。

买手质量参差 平台评级“谨慎下单”

实际上，对于在售后环节中平台的不作为和偏袒买手的质疑，源于洋码头运营模式中对于买手的“依赖”。

据了解，洋码头存在两种运营模式，C2C与B2C。B2C模式既商家入驻，消费者通过洋码头连接到国外的线下门店下单；C2C模式则是通过拓展个人买手对接消费者，买手来源于海外个人，这种模式将原本活跃于私域流量平台的代购规范化，并扩充了洋码头的品类，平台则通过收取交易佣金、提供物流等支撑服务盈利。

洋码头官网介绍，目前洋码头认证买手商家超过6万名，覆盖全83个国家，每日可供购买的商品数量超过80万件。然而庞大的买手集团成为了洋码头发展的双刃剑，由于仅提供提供海外住址和个人信用卡账单等资料便可通过认证开设网店，较低的准入门槛也使得平台买手质量层次不齐，即便售假遭到查处，对于买手所获取的高额利润，平台的惩处力度显得“微不足道”。

一方面，洋码头需要全球买手形成一定规模来支撑其物流、仓储等服务，另一方面，对于相当大规模的买手进行有效监管并不容易。C2C模式下根治假货也是一项巨大挑战，洋码头创始人曾碧波也曾对媒体坦言，“做电商的，特别做平台，会没有碰到过假货?肯定是有的。我们很担心，关键是要让概率降低，而这最重要是做好机制。”但洋码头的机制效果如何，显然要打上一个问号。

竞争加剧 洋码头的流量焦虑

在洋码头的运营模式中，大体遵循获取用户→提高用户活跃度→提高用户留存率→获取收入这一路径，由此看来获取流量是其发展根基，由于洋码头一直以来并未产生流量闭环，对于外部流量存在较大的依赖。

曾碧波曾表示，围绕用户做流量高投入进去未必得到好结果，洋码头希望通过流量多养活进行化解，具体的操作则是“直播火做直播,小视频火就做小视频。”据悉，目前直播业务在洋码头总营收中占比约30%，下半年将加大其比重至50%，目前洋码头每个月的短视频营销费用大约在几百万,通过与抖音达人合作,引流到洋码头。

实际上，通过外部流量引流固然能获取用户，但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依赖外部流量入口，如何做好自身用户的留存和转化？对于一家电商平台，更加需要的是用户的留存和购买动作，在洋码头的用户消费过程中，遵循的则是在抖音、微博直播等外部平台“种草”，再转至洋码头App进行商品购买，在这一消费行为中，洋码头自身平台的用户留存则成了问题。另一方面，今年受疫情影响，发货、转运、清关等海淘各个环节均受到影响，流量的转化跟不上。

在直播带货模式上，洋码头与其他电商也存在着根本差别，直播带货的本质是优质主播依靠流量对于品牌强大的议价权，而洋码头的直播则具备这一能力，“引流”似乎成为洋码头加码直播的唯一作用。

尽管通过在直播、短视频上的加码，洋码头收割了一波流量红利，然而在互联网增量逐渐见底，存量竞争激烈的当下洋码头仍存在流量留存、转化的焦虑。对于洋码头而言，如果不妥善解决其售后、假货问题，获取的再多流量也仅能成为短期流量，用户不会在“谨慎下单”的平台上长期消费，洋码头也需要在或许流量的同时撕掉其“售假”的标签。